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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赌输了能要回来吗 译者||译者归来与诗魂远游——蔡廷干汉诗英译之《唐诗英韵》研究

2020-01-11 1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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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赌输了能要回来吗 译者||译者归来与诗魂远游——蔡廷干汉诗英译之《唐诗英韵》研究

网赌输了能要回来吗,本文转自:诗歌翻译

陈顺意,博士,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史和公示语翻译研究。

引言

蔡廷干(1861-1935)是晚清著名外交家、军事家和文学家,第二批公派留美幼童之一,浸淫西方文化近十年之久。谙熟母语和英语,操流利的美式英语(la fargue 78),回国后曾任袁世凯顾问、英文秘书兼翻译(lo 3)。《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g. e. morrison)评价他为“英语讲得最好的中国人”(骆惠敏 792)。蔡氏双语文学造诣较深,主要代表作有《老解老》和《唐诗英韵》。前者为《道德经》研究先河之作, 后者为近代国人英译汉诗之滥觞。本文以《唐诗英韵》这一译本及其原文来源《千家诗》中对应的诗文为研究对象,拟从译介动机、译介策略、译文接受三个方面探讨蔡氏英译汉诗的实践活动,揭示这一翻译活动的各个方面,以期对当代中国文化外译提供一点启示。

译介动机

蔡氏译诗约始于 1900 年,终于 1930 年,前后历经 30 载。蔡译《千家诗》这一时期正是国家国力式微、备受凌辱的时期。虽贵为外交大臣,时常处理外交事务,也通过自己的才华和人脉为国家争取了不少利益,但是毕竟是大势所趋,回天无力,他本人亦不免产生消极、苦闷、颓废情绪。面对政治途径和军事途径都行不通的情形,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中国古典诗词,希冀通过译介中国古诗词让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消除成见,挽回中国日渐走低的国力,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争取和平。于是乎,此举便打上了政治烙印。诚如陈立廷序言所言,蔡氏译诗“代表了中国政治理想的哲学观”(ts’ai viii)。而此时的西方文化亦陷入了危机,人们企图从遥远的东方寻找出路,因此出现了“东方文化救世论”的思潮。蔡氏在此时英译汉诗可谓适逢其时,西方世界已经为中国诗词文化留出了空间。译者的主观愿望与译文的客观接受环境机缘巧合, 这也为其译作的成功奠定了先验基础。具体而言,蔡氏译诗动机有二:1)传播中国哲学思想,2)表达政治诉求。

如前所述,蔡氏译诗具有哲学意义。从翻译选材来看,蔡氏选择的原诗大多反映上层社会和普通百姓乐居田园、归于静谧的闲适生活,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实就是中国哲学倡导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极为重要的思想之一,儒、道、佛三家对此均有自己的阐释。尽管阐释不同,但本质无异。其基本思想是人的生理、心理、伦理、政治等行为和现象都是自然的直接反映,因此,人要与自然合而为一, 达到“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这一思想要求人们不断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己融入自然,热爱自然,在与自然融合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升华。这一思想类似道家的“无为”,却又不完全等同之。蔡氏认为,追求闲适和静谧的生活并不等于懒惰或无能,而是努力实现享受幸福的状态或条件,是通往更高精神享受的进身之阶, 是自身修养、思索自然的必要条件(xi)。换言之,闲适与静谧是一种内心的幸福与宁静。这一思想透过蔡氏的翻译选材表达得非常清楚,表现为自然景色、田园生活、闲适生活等。蔡氏想要通过这一译本表达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揭示中国人的性格与性情, 建构国家形象,从而为其下一步政治诉求打下理论基础。

蔡氏译诗的第二个动机是透过中国古典诗歌所折射的热爱自然、崇尚和平的中庸之道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一诉求的内容可表述为乞求和平、避免战争、呼吁援助。蔡廷干本为朝廷官员,属于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翻译选材不可避免地受其职业兴趣的影响。他从事译诗并非纯粹由于闲得无聊、自娱自乐,抑或为了表现自己的文学才华或英文水平,而是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这一目的就是希望在当时国际关系紧张的时刻制造一丝缓和,增进彼此理解,放弃战争念头,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利益争端、消除误解。在他看来,西方对华采取敌对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彼此缺乏理解,而战争的根源也在于此。因此,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深谙中西文化、精通双语文字且深受朝廷重用的官员,自感责任重大,有义务担当促进中西沟通、消除误解、重塑中国良好形象的重任。如果说翻译是一种文化沟通的桥梁,蔡氏的译诗更是沟通中西文化、消除彼此隔阂、促进世界和平的媒介和手段。诚如陈立廷所言,蔡氏译诗“一定能在帮助西方社会增进对中国的理解方面做出独特的贡献”(viii)。

译介策略

为了实现翻译目的,蔡廷干有意识地采用某种翻译策略。具体而言,在翻译标题时采用了明晰化的策略,在选择原诗时紧紧围绕翻译动机,在文本翻译中以归化策略统领前后,在译文前后增加副文本。这样的一些具体而微的翻译策略不仅是出于实现翻译目的的需要,更使得整个翻译过程目标明确、思路清晰。

1.翻译选材策略

蔡氏的翻译选材反映其翻译动机,服务其翻译目的。《唐诗英韵》原诗取材于中国蒙学经典著作《千家诗》,收录汉诗及译文凡 122 首。蔡氏所据《千家诗》为宋代谢枋得《重订千家诗》和清代王相《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收录唐、宋、明等朝代诗歌凡 226 首,为四卷本,分别为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张立敏 i)。而蔡氏所选诗文来自一、三册(ts’ai ix),均为绝句。原本共 226 首,为何蔡氏只选取其中的 122 首?原诗选择是基于何种考量?原本既包含绝句又包含律诗,蔡氏为何只选择绝句?这些问题都值得探讨。

首先,从选材的过程和所选诗歌的主题来看。影响选材的因素较多,目标读者的兴趣和接受预期是其中重要的考量因素。据蔡廷干《唐诗英韵》自序,美国学者 c. walter young 女士曾通读原稿,帮其选择外国读者最感兴趣、最有吸引力的诗文(xiii)。由此可见,蔡氏十分关切目标读者的兴趣,把读者兴趣和译文接受作为翻译选材的重要考量因素。据程丹妮(20)统计,译诗涉及的主题及其占比分别为:自然风景(64%)、贵族闲适生活(4%)、田园生活(5%)、友情(9%)、思乡(2%)、节庆(7%)、怀旧(4%)以及其它(5%)。由此可见,翻译选材主要集中在自然风景、闲适生活、田园生活以及友情四个方面,这也与译者的翻译动机不谋而合。蔡氏想要通过译诗表达中国人崇尚自然、热爱和平的愿望,所选主题恰好与其吻合。

其次,从绝句和律诗的区别来看。绝句为四句,律诗为八句。绝句不一定严格对仗对偶,而律诗颔联(第二联)和颈联(第三联)必须对仗。显而易见,后者在长度上更长,对仗要求更高,故翻译费时更长,翻译本身难度更大,对译者英文能力和翻译水平的挑战更大。另外,从翻译的效果来看,同一译者翻译的绝句比律诗质量一般更高,更有利于译作在目标文化和社会中的接受。基于此,蔡氏只选择绝句而非律诗作为翻译对象。

从上文可以看出,蔡氏所选诗歌的主题均服务于他的翻译动机,选材时同时考虑传译的效果和读者的接受,其中不乏对自身英文能力和翻译水平的考量。换句话说, 蔡氏对自己的英文能力和翻译水平并无十分自信,其对英语诗体的把握也未达到驾轻就熟的地步(马士奎 14)。需要说明的是,译本标题中的“唐诗”并非唐代的诗歌, 而是泛指中国古代(主要为唐、宋时期)诗歌,即本文标题所指的“汉诗”。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曾盛极一时,名扬四海,故以“唐”指代中国。

2.标题翻译策略

标题是诗歌的引子。好的标题与诗文一致,不好的标题与诗文产生对立和矛盾。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在翻译诗歌标题时,蔡氏有意识地采用释义、明晰化、归化等翻译方法和策略,彰显原诗的主要内容。

古诗中有些标题一目了然,让读者大致了解诗歌的主题或内容;而有些古诗标题则含蓄、隐晦,无法让读者了解诗歌的主题或内容。前者意义明确,而后者无实在意义。汉语古诗的标题大多属于前者,后者数量较少。就翻译而言,前者难度较小,而后者难度较大,需要译者提炼诗歌内容,用读者能理解的方式重新表达。前者如:春眠“sleeping in spring”,静夜思 “midnight thoughts”;后者如:绝句 “a pleasant stroll, 题邸间壁 “expecting her husband’s return”,梅 “the plum-trees’ complaint”,江楼有感“sadness on ascending a tower by the river bank”。原诗标题如“绝句”和“题邸间壁” 分别表示诗歌的体裁和作诗地点,并未提示诗歌的具体内容。换言之,标题未提供有关诗歌内容的信息。而在译诗中,蔡氏采用明晰化的策略彰显其内容。原诗标题如“梅”、“江楼有感”等虽然涉及诗歌内容,但表述不够具体。而在译诗中,蔡氏亦采用明晰化的策略将其内容具体化,使译文读者一目了然。

此外,有些标题含有典故或文化信息,直译成英文会增加读者的理解努力。蔡氏要么采用释义法加以解释,要么采用归化的策略,用目标语文化概念替换原诗文化概念。前者如:观永乐公主入番 “lines to princess yung-lo”, “bride of a tartar prince”,上元侍宴 “court feast in the first full moon of the new year”;后者如:访袁拾遗 “calling on yuan the censor”,清明 “all soul’s day”。永乐公主为唐玄宗时期东平王的外孙女杨氏,为保边疆安定远嫁契丹王李失活,是为中国历史上的惯例——“和亲”。蔡氏将其释义为“鞑靼王子的新娘”,简要交代了历史背景,有助于读者对诗文的理解。上元即正月十五元宵节,农历是按照月亮的运行规律制定的,据说,这一天是农历新年的第一个满月。蔡氏通过释义的方法将这一文化内涵简要交代,无疑有助于读者的理解。拾遗为古代谏官,蔡氏将其释义为“审查官”,二者大致相当。“清明”为古代传统节日, 蔡氏采用归化的策略将其转译为西方的“万灵节”,译文和原文大致相当,有助于读者进行类比。

3.诗文翻译策略

为了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国诗歌,从而实现翻译目的,在诗文翻译时,无论是音韵、形式还是文化方面,蔡氏均采用归化或明晰化策略。

音韵方面,总的来说,蔡氏将汉诗五言绝句译为英诗五音步抑扬格,将汉诗七言绝句译为英诗六音步抑扬格,但也有极个别例外。译者尽量避免省音,以免损害词语(ts’ai ix)。此外,蔡氏改变原诗的韵律。汉诗一般为一、二、四行或者二、四行末尾押韵,而蔡氏在翻译中采用英诗中常见的双行押韵(aabb)和隔行押韵(abab)。据笔者统计,在 122 首诗中,前者约占 78%,后者约占 8%。究其原因,双行押韵是英语古典诗歌中出现频率最高、最受读者欢迎的押韵方式。例如,南宋诗人朱淑真的《即景》一、二、四行押 /ang/ 韵,而在译诗中译者采用了 abab 的交替押韵(/? /、/? /、/ei/、/ei/)。

形式方面,蔡氏将汉诗的一行译为英诗的一行,在行数上与原诗保持一致。在行内,蔡氏将一个汉字译为英语的一个音步或两个音节,保证了四行长度大致相等。此外, 蔡氏将汉诗的竖行改为英诗的横行,归于译文的形式。

文化方面,译者处理方法有四:1)将中国文化概念隐去,代之以一般词汇;2) 将中国文化术语用西方文化术语替换;3)增加注释对文化术语进行释义;4)将比喻修辞译为非修辞。

第一种方法用一般替代特殊,如第 34 首《婕妤怨》前二句“花枝出建章,凤管发昭阳”的译文“a beauty to the palace winds her way,/and from the court come sounds of music gay.”。“建章”、“凤管”、“昭阳”均为中国文化术语。“建章”为宫名,“凤管”为乐器名,“昭阳”为汉文帝居所。这些术语含有文化信息,中国读者如不具备背景知识尚无法理解,何况英语读者?而且,这些术语对英语读者来说只是一个个符号,没有实在意义,外国读者只关心其指称意义。如依实译出,反而增加读者阅读成本。基于此,蔡氏将三者分别译为"palace"、"music"和"court"。

第二种方法用西方替代东方。例如,在第 50 首《题邸间壁》中,蔡氏将首行“荼蘼香梦怯春寒”中的“荼蘼”用“roses”(玫瑰)替代,在第 77 首《蚕妇吟》中,蔡氏将“子规”用“nighthawk”(夜鹰)替代;在第 83 首《有约》中,蔡氏将“蛙”用“bullfrog”(美洲牛蛙)替代。此外,蔡氏将农历月份一律用西历月份替代。第三种方法通过增译提供释义。例如,在第 45 首《元日》中,蔡氏将桃符释义为“peachwood charms, ..., ’gainst evil shall insure”(驱邪之物)。

第四种方法用非修辞替代修辞。蔡氏将比喻意义略去,译为非修辞。例如,在第46 首《上元侍宴》中,蔡氏将“鹄立”译为“stand erect”,而非“stand erect like a swan”(像天鹅一样站立),原因在于后者非英语中常见比喻,直译修辞反而制造陌生感。在第 47 首《打球图》中,蔡氏将开行“阊阖千门万户开”中的“阊阖”译为“the central court”。“阊阖”指传说中的天门,译者并未直译为“heavenly gate”,而是将其比喻用法译为非比喻用法。在第 48 首《宫词》中,蔡氏将末行“五色云车驾六龙” 中的“龙”还原其本意,译为“horses”。

音、形、意是诗歌中三个重要的元素。音韵是诗歌之所以为“歌”的部分,因为押韵,所以朗朗上口;形式是诗歌之所以为诗的表面特征,没有这一表面特征,中国古典诗歌的体裁特征便不复存在;而意义是诗歌之所以让人感到愉悦的根本所在,要么以景抒情、以景言志,要么以情感人、以情抒怀,是读者获取美感和艺术享受的源泉。蔡氏在三个方面都归于译文,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中国文化,但在客观上为译文读者创造了便利,同时实现了“音美”、“形美”、“意美”的有机统一。事实上, 要保留原诗的精神和音乐性并保证语言的自然流畅并非易事,而译者取得了“罕见成就”(xii)。

4.副文本

蔡氏译本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主文本的基础上增加大量的副文本,如序言、注释、诗人索引、帝王年代表、罗马主教和英国国王年代对照表等。副文本为读者提供背景知识、厘清概念、解难释惑,为读者提供重要的线索和帮助,与主文本一起构成有机整体,在读者阐释原诗、理解诗人意图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蔡氏在正文前列出了史学家、留美同窗兼好友陈立廷的序言,随后附录蔡氏自序。陈序言简意赅, 对蔡氏译本给予简要评价。蔡序洋洋洒洒,详细论述其译诗的缘起、音节音韵的处理、译诗的动机、采用尾注的缘由、附录的目的以及前期发表情况,并向相关人员致谢。其次, 蔡氏在正文之后增加了大量的注释,为诗文提供详细的注解,主要为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山川河流名称等提供背景知识。蔡氏认为脚注分散读者注意力,影响诗文的完整性,故采用尾注(xii)。再次,蔡氏附录诗人索引,按照姓氏首字母顺序分列于后, 主要信息包括姓名、朝代、西历生卒年以及诗歌编号。最后,蔡氏附录唐宋年号及帝王表、罗马教皇及主教更替表以及英格兰国王更替表,均以西历年份表示。三表在年代上互为映照,有助于读者从西方历史视角关照同时期中国历史事件。

译文接受与当代启示

《唐诗英韵》在美国出版后,在西方社会引起了热烈反响。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刊登名为“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中诗英译)的评论文章,称该译作质量优于汉学家亨利·哈特(henry h. hart)的《中国市场》(a chinese market)等译作(tai 316)。译本 1932 年首次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1967 年和 1971 年两度由美国格林伍德出版社(greenwood press)再版(马士奎 14),至今仍为英美流行的汉诗译本(叶霭云 43-48)。马士奎(2012)认为,虽然该译本存在瑕疵,但总体上“令人钦佩”, 大部分译诗“令人满意”。然而,该译本也获得了负面评价。钱钟书(155)认为该译本“遗神存貌,践迹失真”,然而,钱钟书认为不能唯独责怪蔡氏,因为其它译本也不尽完美,且“译事之难,于诗尤甚”。赵毅衡(114)认为蔡氏译法“相当迂腐”, 以致该译本“出奇的古板”。虽然褒贬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唐诗英韵》在西方社会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作为近代第一部向西方译介中国诗词文化的作品,《唐诗英韵》及其翻译过程给当代翻译界提供了多方面启示,主要体现在译者素养、翻译模式、读者意识和翻译策略几个方面。

译者素养是译者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创造性地解决翻译问题、生成翻译产品所需的自主意识及实践能力(李瑞林 46-51),包括语言素养、文化素养等。诗歌翻译是科学,更是艺术。其科学性表现在某些词汇表达的准确性和翻译过程的严谨性。以蔡氏翻译“柳絮”一词为例,“柳絮”早前常被误译为“catkin”(柔荑花),蔡氏对此亦无十分把握,于是向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求教,后者继而向燕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胡经甫求教。胡氏多方考证,确定“柳絮”一词的英文为“the plume of the willow seed”(马士奎 14)。此为科学,但是诗歌的表达更具有艺术性。换言之,这并不意味着“柳絮”一词在诗文中应原原本本译为“the plume of the willow seed”。出于诗行长度的考虑,蔡氏在《漫兴》一诗译文中将其简化为“the willow-seed plumes”。这便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是科学精神和艺术能力的体现。因此, 诗歌译者应具备科学精神和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同时具备艺术表达能力。当然,这首先有赖于扎实的双语基本功和双文化能力。蔡氏旅美学习近十载,对英语语言和英语文化有相当的驾驭能力,能十分自如地用英语写作和翻译,同时从国文老师学习国文, 对汉语语言及文化也有相当的掌握。从译者的资质来看,蔡氏无疑是一位难得的优秀译员。联系当今中国文化外译项目译员招聘,我们似乎可以从蔡氏身上获取有价值的线索。

翻译模式可分为个人翻译和集体翻译,一般认为集体翻译优于个人翻译。集体翻译又分中中合作、西西合作以及中西合作,蔡氏正是采用了中西合作的翻译模式。从其自序致谢部分可以看出,有多名外籍人士参与了这项翻译活动:美国学者 c. walter young 女士参与了翻译选材(原诗选择),中国海关署长、《中庸》及《论语》译者leonard a. lyall 先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美国驻无锡传教士 louise hammond 女士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美国驻大连领事w. r. langdon 先生参与了译稿审校工作(ts’ai xiv),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协助确认部分专有名词的翻译。此外,蔡氏手稿显示六种修正笔色,笔色新旧不一,字迹不一,疑为多人非同时参与了译稿修改。正是因为蔡氏采用这一中西合作的集体翻译模式,才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中西合作有利于发挥合作者各自母语优势,有效保障译文质量,而且合作本身有助于跨文化交流(朱斌 150-156)。对当今中国文化外译项目而言,中西合作不失为一种值得推荐的模式。即除了招聘高水平的中国译员,还可积极招募精通汉语的英语国家译员,这样既能保证译文的语言质量,又能确保译文的政治正确性和意识形态正确性。双剑合璧,水到渠成。

读者意识是译者对读者的理解与认识,包括对读者阅读心理、审美期待和审美趣味的关注与把握(蒋艳柏 127-131),读者意识要求译者对译文读者负责(周晓梅 121- 128),有意识地向读者靠近(邓梦寒 28-32)。纵观蔡氏的翻译过程可以发现,蔡氏自始至终具有极强的读者意识,在翻译的每一个环节都充分为读者考虑。例如,邀请美国朋友帮助选择目标语读者可能感兴趣的诗歌题材;在文本处理过程中大量采用归化策略,采用符合目标读者思维习惯的表达方式,用英语文化术语替换中国文化术语;在序言中介绍翻译过程的方方面面;在正文后增加各种副文本为读者提供背景知识。如此种种,都表明了蔡氏的读者意识。在蔡氏看来,诗文的价值体现在译文的接受程度。只有当读者完全接受译文的表达方式,他们才能接受译文表达的内容。换言之,要想对外传播中华文化,首先必须采用目标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而《唐诗英韵》在海外的成功传播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蔡氏的读者意识(钱学伟 65-70),得益于其“读者友好型” 翻译策略。

如上文所述,蔡氏总体上采用归化翻译策略,倾向于采用英语读者熟悉的表达方式,使用英语中类似文化术语替换中国文化术语。这一做法有利于提高译文的可接受性。然而,过度归化的弊端也显而易见。过度归化隐匿了中国文化,以牺牲中国文化为代价换取目标读者的认同,使中国文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导致文化失真。例如,用“horse” 译“龙”便隐去了“龙”的文化含义,使目标读者失去走进这一文化概念内核的机会。中国文化和英语文化在客观上是一对矛盾,而诗歌翻译之类的文化翻译的任务之一便是协调这一矛盾,在两者之间寻求最佳契合点。然而,说来容易做来难,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不仅对译者的双语能力要求极高,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策略之间的平衡性也提出了极大的挑战。从传播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应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但是, 从译文的可接受性来看,宜采用归化翻译策略。然而,归化与异化的使用均应遵循“适度”原则(孙致礼 36)。折中的方法为先直译,后释义。即便如此,关于二者的论争似乎永远没有终结,学术探讨仍在继续。

结语

本文从译介动机、译介策略、译文接受三个方面审视了蔡廷干汉诗译著《唐诗英韵》,并基于这三个方面探讨了蔡氏翻译实践的当代启示。蔡氏在翻译过程中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极强的读者意识,在翻译动机和读者意识的关照下采用有利于目标读者接受的归化策略。这一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译文的可接受性和中国文化的传播, 然而客观上对中国文化传播造成了不利影响。学界对此褒贬不一,蔡氏译文并非完美, 而是具有一定的瑕疵。其中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时代、阶级和职位的局限性。但毕竟瑕不掩瑜,其对于中国文化翻译的贡献不可埋没。蔡氏在当时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能够敏锐地嗅到传播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契机实属难能可贵,其严谨的学术态度、锲而不舍的学术精神和包容的学术气概值得我们当代学者学习,其有关翻译的成功经验值得当下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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